就在方励在英国寻访时，一封来自加拿大的邮件改变了采访的走向。一位名叫比尔的男性在邮件里说，他的父亲就是里斯本丸号上的士兵，他还活着。
方励带上摄像机赶往加拿大魁北克北部山区的小镇，98岁的威廉·班尼菲尔德坐在沙发上迎接他。威廉说自己并不想回忆那段故事，但面对方励，他重新走入记忆。他回忆当船舱的积水越来越深，而空气越发稀薄时，他的军官对他们说，就算死，也要像一个英国人那样死去。“我不知道英国人死，跟别的人死有什么不一样，”威廉幽默地说，继而又凝重起来，“但那句话，给了我们勇气。”
找到了盟军战俘的后人、中国渔民的后人，又找到了美军潜艇舰长和机械师的后人，事件最后一个重要参与方——日本人的后代，会如何看待这件事呢？
方励去了日本。里斯本丸行动的指挥官和田义雄没有活到战争结束，而船长经田茂活了下来。当方励带着经田茂的军事审判档案给他的子女看时，他们才第一次知道父亲的这段历史。
经田茂在法庭上辩称，自己只是服务于军队的平民，无法阻止那一切发生。经田茂被判处7年徒刑，出狱后性情孤僻，两年躲在家中闭门不出。他一根接一根抽烟，一天抽掉50根，最终死于肺癌。他的儿子经田广海对方励说，他感觉，父亲的余生都活在痛苦之中。
“我们给中国人造成了很多苦难，挥着刀到处杀人，能说那是编造的吗？”经田广海说。
而在世界的另一边，七八十年来，无数个家庭也活在痛苦中。当方励带着摄像机进入英国战俘后人的家，在餐桌边、沙发上、花园里，听着他们讲述的故事，他一次次感觉到胸中压着千钧巨石。
一位耄耋之年的老妇人怀抱一只女童玩偶，那是70多年前父亲从香港寄给她的。父亲再也没有回来，她一生小心翼翼保护这只玩偶，至今完好如初。面对镜头，她哭到颤抖。
一对兄弟向方励展示了一封信，那是他们牺牲的伯父理查德写给他们父亲的，当时他们的父亲才5岁。年长17岁的哥哥在短短几行的信里，将母亲托付给5岁的弟弟。弟弟长大成人后，母亲才把信交给他，他把信放在钱包里，放了40多年。“那简直就是一封遗书，太让人痛了。”方励实在抑制不住情绪，离开摄像机，冲出屋外抽烟，“我也有弟弟，我理解那种感受。”
理查德的故事还有后续，方励偶然发现了他留在世界上的最后一瞬。那一天，理查德冲出了船舱，躲过了子弹，在漂向东极岛的海面上，他趴在一块木板上停止了呼吸。他牺牲的场景被简短地记在一个小笔记本里，保存在英国陆军博物馆。到达日本后，士兵们被分隔在两个战俘营，他们回忆自己看到的牺牲战友的最后姿态，信息在两个战俘营间传递，以拼凑出牺牲和幸存者名单。而这些记录，无意中记下了牺牲者们的人生结局。
“你就是活在这一大群人的故事里面，看到他们的命运、家人和伤痛，你止不住就想去分享，也想帮助他们还原他们的父辈遭遇了什么。”方励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“这种情感不是压力，它是一种动力。”
通信兵杰克的录音里，也讲述了一些战友的结局。一个军官挣扎着用最后一口气告诉他，自己的妻子住在哪里，请转告她，他已经尽了全力与她相聚。说完就淹死了。一名士兵从香港给家人写信，满怀信心地说，一切如常，料将很快重聚。他牺牲三年后，家里人才辗转收到信。回忆到此处，杰克平静的语气突然颤抖起来。
里斯本丸不再“沉没”
当年决定用摄像机记录这段历史，最迫切的原因，是林阿根老人的记忆正在加速衰退。起初方励不确定将会拍成什么样子，如果不必拍成大银幕电影，成本最多四五百万元。但一头扎进去之后，项目规模逐渐扩大到无法想象，他已无法回头。
定档在刚开学的冷门档期，这部纪录片票房堪称惨淡。方励早就知道一定会赔，但对于这件事，他没有用经济头脑计算。在电影制作后半程，大量相熟的后期制作公司，都是无偿帮他做，最昂贵的动画部分，合作方也是以最低成本照顾，“他们都知道我早就没钱了”。
方励与“里斯本丸”沉船事件幸存者丹尼斯·莫利。
这几年，他电影之外的生意开展也不顺利，几千万账款收不回来。他说自己为了做完电影倾家荡产，房产也都变卖了。但直到电影上映，事情还没做完。有300多个战俘家庭联系了他们，其中240多个表达了接受采访的意愿，他们已经采访了110多个家庭。但他承诺，每一个愿意接受采访的家庭都会去访问，这将是电影之外的余音。他还打算搭建网上纪念馆，将所有资料和采访素材都放上去，他手舞足蹈地描绘了网上纪念馆的构造。但在走出财务困境前，都无法启动。
“这是一大群人的心愿，让一个动人的故事留在人间。”他说，“没有他们，这件事不可能完成。”
整个过程中，有很多人帮了忙。身在香港的历史学者托尼·班纳姆是极少研究过里斯本丸号的学者，他的专著让方励省却了很多研究和调查。班纳姆向他介绍了英国退役军人费恩祺少校，这位会说汉语的军官利用自己的身份、人脉和热情，成为方励打通英国有关机构的搭桥人。日本的两位军事史学者，则为方励在日本的调查提供了大量帮助。
“这部电影的制作过程非常艰难，我觉得如果换作任何人，可能在电影完成之前就已经放弃了。正是方励的纯粹和坚持，让我们看到了这部电影。这个故事在我心里已经30多年了，我经常想象沉船时的情景。我原本担心电影制作人会难以还原那个过程，但事实上，我认为他们做得非常好。”托尼·班纳姆回复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“这本质上是一个普通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其他普通人的故事。这次是中国人和英国人，但换作任何国籍的人也会这样。这是一个关于人性的故事，具有全球意义。”
80多年前，中国渔民抢救了盟军战士的生命；80多年后，中国电影人抢救了这段历史。“如果中国人不讲，还有谁去讲？不要让这个故事再次沉没，我们都有责任。”他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丹尼斯·莫利、威廉·班尼菲尔德和林阿根，这三位亲历者在2020年2021年陆续谢世，他们没有看到电影，却在生命的最后亲口讲出了历史。
这是一部充满方励色彩的纪录片，他不标准的普通话讲述贯穿始终。他尝试过以第三人称冷静叙事，但损失的情感冲击力，正是他最珍视的部分，他想把这些故事给他带来的震动原原本本传达给观众。在这部电影里，他不仅是出资和制作电影的人，他还找到了沉船的遗骸，找到了当事人和后代，他将14名盟军战俘后代请来东极岛，坐上轮船，经过里斯本丸号遗骸上方时，声呐在屏幕上勾勒出船只的形状，那里就是他们先辈的埋骨处。
他推动着故事一步一步向前发展，为一段段未完成的人生找到结局。这个人间地狱般的故事里，却展现了人类所有美好的品质。当一艘船沉入海底，那些人终于不再是一个谜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