失落的造梦机器

将时间拨回到20世纪，功夫片可远不止造梗，更是造梦的存在。

首先、也是比较公认的，民族尊严梦。关于功夫片的起源有不同说法，一说是李小龙的《精武门》（1972），一说是王羽的《龙虎斗》（1970）。但不管哪一部，都带有浓重的民族主义色彩，主角用中国功夫暴打阴险狡诈的日本高手为师门复仇，将影片推向高潮。

其次是个体的逆袭之梦。早期功夫片的故事都十分亲民，基本是爽文套路。李小龙的《猛龙过江》（1972）里，主角开场是不受待见的土包子，显露身手之后，众人态度瞬间逆转。

成龙的《蛇形刁手》（1978）里，主角是在武馆打杂的孤儿，某天出于心善救了一个老乞丐后被传授绝学，从此不再受人欺负。在没经过日漫、网文洗礼的年代，就说哪个中二少年能顶得住这逆袭的诱惑。

最后，又从前两者衍生出打星梦与电影梦。由于功夫片重在展示武术技艺，因此在功夫片鼎盛时期，有不少海内外的练家子被发掘演戏。《浪客剑心》《九龙城寨》武指谷垣健治是受成龙电影感召入行，如今是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公会唯一的日藉动作指导。

内地也一样。1982年，李连杰主演的《少林寺》万人空巷，可说是少林寺产业化的起点。该片不只催生更多武术冠军主演武侠功夫片，也在全国掀起习武热，王宝强就是其中一员。

这些在当时都具有一定现实意义。20世纪，世界上的许多人民亲身经历过、或者仍在经历着战争阴影、外族统治与种族歧视。功夫片中高手反抗强权，夺回自己的、民族的尊严的桥段才会如此有效。

拜师学武、街头肉搏，现在看来是武侠小说中的事，但在某一时期的香港，这离百姓的生活其实并不遥远。

当时很多武林人士因战乱南下，迫于生计开馆教拳。而彼时港岛治安混乱、腐败严重，底层百姓也需要借助官方以外的力量来保护自己。资料显示，60年代，香港武馆数量曾多达400多家。因此，功夫片主角，还有那些从替身、龙套上位的打星，都能让当时的一些年轻人产生共鸣、得到激励。

那么也就可以理解，进入新世纪，功夫片为何无法继续造梦。

一来，社会现代化的程度越高，人们遇到问题就越无法通过“能打”来解决。现代人想做的梦在短剧里，不在功夫片里。二来，互联网时代资讯发达，人们对功夫名人、传统武术的认知早经过了一轮轮破灭与重塑。

传统武术被一部分人认为是招摇撞骗，同时被另一部分人认为是杀人技、惹麻烦，在现代生活中的实用性远不如陈鹤皋的无限制格斗、AKA疯狗拳。后者相传入门先研读刑法，能让学员从物理上、法理上都全身而退。

此外，进入21世纪后，动作片整体市场萎缩、试错机会减少，摄制技术却越来越发达。用多种手段辅助专业演员、俊男美女拍打戏、扛起“泛动作片”，性价比高于提拔一个替身武师，难度也低于教武术冠军演戏。

如此，习武之人的打星梦也就几近断绝。直到网大市场选择了动作片，才出现几分接续的希望。

功夫片的救赎

归根结底，功夫片是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，甚至连故事背景都局限在清末民初，导致它在故事上创新的空间很小，追赶时代颇为吃力。

不必等到21世纪，20世纪80年代初，随着剧情与新意成为重要评价标准、随着香港移民二代长大成为观影主力，功夫片的衰退就是注定的。它能够走到21世纪，已经是影人多番尝试的结果。

70年代初，李小龙将邵氏武打片衬成了观众吃不下的糙粮，但又不幸早逝，细糠断供。这是功夫片的第一次危机。几年后，市场被以成龙为代表的功夫喜剧救活，四大家班时代到来。80年代初，功夫喜剧遭遇时装动作片冲击，多亏洪金宝开辟了灵幻功夫片，给功夫片又续了小十年的命。

90年代，功夫片已经不是市场上的大类，而进入了被致敬、被解构的阶段。例如周星驰《食神》（1996）里，主角上少林寺是为了学厨艺、十八铜人扁人用折凳。

过早进入“殿堂”，甚至不是功夫片自己之过。如果认为剧情是古早功夫片的短板，那么这一短板在90年代就已补齐。1994年，成龙与李连杰不约而同重返功夫片，分别带来了《醉拳2》与《精武英雄》。

这两部作品一个是《醉拳》的续集，一个是《精武门》的翻拍，除了剧情人物更加复杂深邃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前作进行了反思与超越。不世天才正值当打之年，反派与武师阵容亦是群星璀璨。更感人的是，打戏的视听语言成熟得刚刚好，还没被慢镜头荼毒。可以说，这就是功夫片的巅峰。

待到21世纪，有些片子因革新了功夫片的视效而大获成功，但也导致新技术被跟风滥用，后患无穷。后来的《叶问》系列赢在新鲜，找到了新的宗师IP；也赢在复古，是陌生又熟悉的硬桥硬马。

按照常规思路，功夫片想要复兴，要么找到新的故事，要么找到新的演员、新的武术或者新的拍法，能让观众愿意忍受陈旧的剧情套路，全神贯注看完一场几分钟的对打。

徐浩峰在武侠与功夫之间找到“武行电影”这一线蓝海，固然值得肯定。但功夫片的复兴，多半指望不上他，因为太过小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