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方面，记者大多怀抱同情心和正义感入行，不论发生什么，初心很难泯灭；另一方面，又因为见过的世间苦难不知几何，曝光后也未必会有令人满意的改变，也难免麻木消沉。
追根溯源，也只是因为记者承担着“社会之眼”的使命，看见了被社会抛弃、藏在阴影里的人和事，并将它们拖到了“白日之下”为人所见，并因此承受了很重的道德负担：看见了，但改变不了，无力感会变成煎熬。
这样的故事绝非香港独有。“新闻改变世界”的理想结局在世界各地的类似题材电影里都很常见，但《白日之下》以“问题没有被解决”的不完美结局，提供了另一种尊重世界复杂性的观察：社会里有太多无解的问题，“两难”甚至“不可能三角”非常常见，问题被报道出来不代表就能被解决，推进缓慢甚至僵局才是常态。
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电影，《白日之下》的刀锋指向了政府工作不力、监管不严，指向了资本主义社会乃至家庭系统性地视老人和残障人士为“负担”，指向了法律流程过于严苛，不利于惩治强奸加害者……它批判的相关方很多。
但同时，电影也可贵地意识到社会系统本身的复杂性，没有变成指向某几方“邪恶势力”的“大字报”。
举个例子，片中受害者因精神问题无法上庭作证，导致加害者逃出法网。但片中律师告诉女主角，法律的精神是“宁纵毋枉”。香港历来以严明的法治为傲，而在这里，正是法治的“程序正义”对受害者追求的“实质正义”造成了阻碍。怎么解决？难道要放弃法治吗？电影没有进行简单的价值评判，而只是指出了这种两难。
另外，残疾人和老人住条件差的私立院舍，而社署也不给不合标准的私立院舍停牌，是因为公立机构资源有限，需要排队长达十五年。况且香港百年来都以排斥福利政策的自由经济为傲，也是这种经济体制缔造了香港的繁荣。
当自由和平等之间产生不可避免的冲突，就导致了香港巨大的贫富差距、底层艰难的生存状态，进而就是政府资源不足，难以对弱势群体进行有力的制度性救济。这又是一种“香港处境”的两难：自由经济既是港人引以为傲的东西，又是一个诅咒。
就女主而言，她个人的正义行为，也引发了功利主义的两难。经过调查、曝光、取证、参与起诉，劳心劳力，结果院舍停牌关门，大批院友在雨中骂她是令大家无家可归的罪人，也只有通伯说“做对的事不需要道歉”，给了她一些安慰。这个结局固然是女主角遵循正义之心做事的结果，但对于弱势群体来说，真的好吗？
全世界的社会科学和能人志士，都给不出解决这些两难的完美方案，一部电影自然也给不出。但《白日之下》至少抛出了许多问题，带着观众一起进入了主角的精神迷宫，以及现实世界的复杂之中。
女主和通伯这两个正面角色的精神纠结，是《白日之下》的核心所在。
与之相对的，影片中最能调动观众厌恶的角色，是以院长章剑华为代表，被认为“坏到令人牙痒”的加害者；最能激起观众同情的，则是以被性侵弱智少女黄小铃（梁雍婷 饰）为代表的残障人士。这些角色虽然在演员演绎方面受到赞扬，但实际厚度一般，有刻板之处，比较工具化。
就比如院长章剑华，自己也是受到歧视的残障人士不假，但以“是家人和社会先抛弃残疾人”的义正言辞，为自己迫害其他残疾人的恶意提供解释，就不怎么具有说服力，恐怕只是“坏人指责社会更坏”的典型上价值、说教桥段，算是剧作上的一个俗套。
现实主义又一次新浪潮，香港电影未死
